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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伪证罪扭转官员说谎成性  

2013-12-23 22:17:2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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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焦点访谈》披露的陕西农民工张正友在山东莱芜讨薪不成反被拘留的事件,有了新进展:“警方关键证据造假!”从已经有一干警被双规的情况看,此案存在司法腐败几成定局,如果再有领导干部承担行政或法律责任,应不算意外。所以,笔者更关心的不是腐败和官员被惩处,而是关心过程中一干官员的说谎表演。面对电视镜头谎话连篇,没有长期历练,恐难做到如此炉火纯青。这就不能不成为我们深度思考问题时所应特别关注的。

全世界的官员都存在说谎问题。所以,西方有一个谚语:“不让政治家说谎就相当于不让狼吃人”。当然,一般官员算不上政治家,反过来说,政治家说谎成性并不意味着一般官员也随便说谎,说谎是有代价的,一旦让媒体抓着,必因此去职——丢掉官帽。为什么西方官员常常因抄袭论文,或掩盖真相而丢官?就是因为在西方的政治伦理中,官员说谎是大忌,属于刚性规则,不能逾越。

到这里我们不妨作出一个基本判断,很多国家的官员也说谎,但如中国官员说谎成性者的确不多。原因是多方面的,第一,传统文化的原因。某种意义上,我们的文化造就了大众的双重人格,比如对家人和对外人说不同的话语。比较而言,受基督教熏陶和塑造下的人们,内心中存在敬畏和约束,自然不会在说谎上走得过远,如果说了谎还要进教忏悔。第二,误读或扭曲政治的原因。许多人曲解了“保持一致”,认为“保持一致”就是不说心里话,只说一致的话,哪怕自己认为说假话,别人也认为你在说假话,但仍然要说,因为你的上级和上上级都喜欢听这样的假话。第三,政府主导的评价机制存在偏差。实际上我们的造假不仅存在文化传承,同时也常常是政府行为,组织行为,比如各级政府一再出假数字就说明问题的存在,习以为常的组织化的造假,必然影响了官员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。第四,立法和司法存在弱点。也就是我们的立法和司法没有设计出遏制说谎的刚性规则。或者说,由于说谎不承担责任,不付出必要的代价,或者少承担责任和代价,结果导致更多人说假话,作伪证。许多原因都值得分别阐述,但这里我们更强调最后一点。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,也由于我们国家正在向法治社会迈进。

如果将中国与西方的法律作一个简单比较,不难看出,我们重实体法而弱程序法,这和西方相反,西方更重程序法,有时为了程序正义不惜牺牲实体正义。其重程序在于理念,他们认为实体是动态的,惟有程序是不变的,只要程序公正,即使实体出了问题也是公正或相对公正的。正是重程序而形成了西方司法的重要特点,比如司法程序一旦启动,没有任何人能够叫停止,哪怕你是总统、议长、大法官,直到水落石出。再比如,伪证罪在一定意义上重过原罪,看一下克林顿桃色案,几乎因为说谎而失去总统宝座。为什么警察抓犯罪嫌疑人都要重复“米兰达警告”:“你有权保持沉默,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。”为什么证人作证那些出庭作证者都必须对自己的证词负责,等等。

到这里需要强调,虽然官员说谎可以找出许多理由开脱,但我们仍然认为,理由再充分,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,因为官员说假话是在透支政府的信誉,直接瓦解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目标和诉求。再者,当下社会风气如此之差,直接受官风影响,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必须进行民族人文性格的改良,惟此才能占领人类文明的制高点。其中很重要的是以有效方法迫使官员率先说真话,带领大众说真话。

如何做到这一点?设立或提高伪证罪的惩治标准,让伪证罪重过原罪,不失为上上策。只有在法的强制和迫使下,我们的官员和社会大众才可能逐渐改变陋习,由说谎成性到越来越多地说真话,回避和减少说假话。总之,中国到了以法律上的伪证罪来遏制说谎,改善官风、民风和社会风气的时候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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